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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他会在其中记录自己的工作计划，还有许多他无意公开的事情，比如他在日记里骂了很多人，包括有家人、亲戚、同事和朋友，骂得很是难听，还记录有很多人的隐私，包括对自己的一些反省。
他的虽然不能全信，却也具备了比较大的真实性。
因而，他在日记中提及的重庆谈判的经过以及他不断改变决策的心路历程，也引起了不少历史学家的关注。
1945年，蒋介石连续3次向延安发出“万急”电报，邀请毛赴重庆“共商大计”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要争取时间调兵遣将。
这一年中国取得了抗战胜利，国共两党都面临接收日伪占领区的紧迫任务，然而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，在地理位置上占据优势的明显是分布在华北、华东等敌后根据地的中共军队，反观国民党主力部队大多退守西南、西北地区，蒋介石需要时间来调动军队，抢占战略要地。谈判就是最好的缓兵之计。
同时，蒋介石也希望在国际局势取得微妙平衡的情况下，借谈判之机，“统一政令军令”为名，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军政权。
彼时美国希望建立一个“表面独立、实际听命于美国”的中国政权以遏制苏联，苏联也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为“唯一合法政府”并警告中共不要打内战。蒋介石认为有美苏的支持，他达成心愿的可能性很大。
此外，蒋介石也想到了毛不敢赴重庆谈判的可能。这是他由己出发，判断的最有可能的情形。若中共拒绝，在全国普遍渴望和平、民主与团结的大背景下，他尽可以将“破坏和平”的帽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，从而占据舆论优势。
但毛从容赴约了。他来重庆揭穿了蒋介石“假和平、真内战”的阴谋，并争取时间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。
这期间，蒋介石的态度也经历了3个180度的变化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，他一开始是想要“诚恳忍耐”，但后来觉得中共要求太高了，马上转变方针变成了“拘留审判”，想要将人扣下来，交给法庭审判，以“对得起死去的先烈”。
不过，蒋介石很快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他在日记里写出了他的担忧。
此次重庆谈判，美国大使是对毛的安全作了保证的，还亲自到延安去迎接了他。蒋介石对美国有所求，自然不能下了美国的脸面，也承担不起被断了援助的后果。
此外，他也担心苏联会有强烈反应，或拒绝交换东北，或从新疆过来打中国，届时国民党的利益会遭受巨大损失。
显然，国际压力是他放走毛的第一大原因。
蒋介石放走毛的第二大原因是1945年9月至10月爆发的上党战役，中共军队全歼阎锡山部3.5万人，展现出远超预期的战斗力。
他在日记中承认，他低估了中共的军事实力，这一战场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，也让本就受到国际施压的他更加坚定了和平放行的想法。
蒋介石以为毛虽“不好对付”却“不能成事”，放走他不会影响大局。但历史表明，他的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国家的走向。